他看到了成祖永乐帝，同样是个有作为的皇帝。其实永乐帝并不是太祖指定的继位人，朱标不幸病死，太祖立的是嫡孙朱标子朱允炆，将朱棣分封到北平做燕王，其他子侄也分别派封到西安，太原，开封，武昌，青州，长沙，兖州，桂林，成都，荆州，大同，甘州，广宁，宁夏，大宁，岷州，宣府，开原，长治，平凉，南阳，安陆，洛阳各要地做藩王。藩王均给禄米万石，拥有护卫三千至一万九千，地位在皇帝以下，公候以上，但无地方行政权。太祖为确保朱允炆的地位不受威胁，又大杀功臣，把近三万文臣武将屠戮殆尽。太祖宾天后，建文帝朱允炆在东宫与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谋士策划削藩，主要针对负责节制诸将防边的燕王朱棣及晋王朱棡，秦王朱樉，他们没有地方行政管辖权，却有兵权，这是朱允炆最担心的。但他们考虑到燕王久有准备，一时难图，遂决定先剪除燕王手足，颁布圣谕：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将开封的周王朱橚，荆州的湘王朱柏，青州的齐王朱榑，岷州的岷王朱梗，大同的代王朱桂等一个一个废黜，贬为庶人。接下来要废黜北平的朱棣，朱棣愤而起兵抗旨，在僧人道衍，部将张玉，朱能参与下，打出“靖难军”的旗帜，向全国发表文告，谴责“离间骨肉的奸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以诛灭奸臣为口号，进兵南京夺取皇位。北平都指挥王信及通州，遵化，永平，密云诸守将均参加“靖难军”。大军一路南下，斩关夺隘，直逼长江。南京朝中参政郭咨，副使墨麟，佥事吕震及一些太监近侍，先后从宫内逃出投奔“靖难军”，并带来谷王朱橞，曹国公李景隆作为内应的口信。这场历经四年的战争，“靖难军”攻下南京，建文帝举火自焚，也有人说他潜逃。燕王一面缉拿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同党五十余人及众多“奸党”，将其凌迟、灭族，一面发布公告：建文帝所改成法，一律废除，恢复旧制，尽复被建文朝罢黜者的官职。做了皇帝的朱棣，因南京皇城已被火焚，决定迁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朱棣基本上继承了太祖的对内政策，各地有饥荒水旱，均朝告夕赈，荒田免租，发给灾民农具，继续给与一部分人民土地，免除田赋旧欠，军队践田禾，取民畜产者，处以军法，严惩不顾人民死活的贪官污吏，派员考察民间疾苦，选布衣马麟等十三人为布政使参政议政，提倡节俭，制定《永乐大典》。对内仁慈的朝廷，对外必是威武强大，崇祯看到了成祖亲率五十万大军讨伐鞑靼的壮观场面，也看到了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的庞大船队。在煊赫的文治武功背后，他也看到了老鼠一样游窜于宫廷的太监们的猥琐身影；太祖在日，严禁宦官干政，这些太监却在与建文帝争夺皇位的内战中为燕王传递情报立下汗马功劳。太监属于残疾人，身上缺了四两肉，郑和却以追寻伊斯兰祖先的执着和勇气成为航海英雄，成祖对残疾人一视同仁，思想可谓超前，也算是为建设具有明朝特色的封建大帝国之于历朝历代的不同创新之举，至于对后世会产生什么影响，现在还看不出来。崇祯看到的是，此后的仁宗，宣宗两朝，继续施行仁政，仁宗严厉告诫地方官吏，“民饥无食，济之当如拯溺救焚。”受灾区之官员不立即奏请赈灾者严办，法律上，严禁对人犯法外用刑，必依律拟罪，并禁诸司不得刑讯逼供，非谋反勿连坐亲属，废除诽谤禁令，有告者不予受理。而“太平天子”宣宗，更要把仁政施行到底；宣布准许人民以劳役代死罪，官吏贪污案则不准赎罪，他亲访农民疾苦，赈济水旱灾荒，免除田赋旧欠，出官钱籴买粮食备荒，又处死贪暴宦官袁琦等，清理冤狱，减轻徒刑，对逃亡的士兵和工匠免罪。因而明史宣宗本纪上说，宣德之治，“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从永乐朝到宣德朝，是一派民富国强的兴旺景象。
他看到了英宗朱祁镇。祁镇九岁继位，朝政实际上由太皇太后张氏支持杨荣、杨溥、杨士奇、张辅、胡濙五大臣处理；到他十七岁上，张氏和辅助大臣或死或先后告老还乡，处理朝政只得常靠宦官王振出主意。英宗是王振一手抚抱大的，称王振为“先生。”王振在上一朝宣德朝就很得宠；宣德即位，皇叔朱高煦图谋篡位，宣德恐朝臣私通高煦，就以太监做他的耳目监视大臣们，还在内府开设了书堂，派员教宦官读书识字。他惊奇地发现，没有杂念的太监心无旁骛，学习上往往更用功，加上入宫之前本就是些机灵的孩子，记忆力都很强，很快就掌握了宫廷内所需的全部知识，成为一群特殊的人才，难怪古时伯牙把自己眼睛弄瞎后成了千古琴师，就是这个道理。然而宣德皇帝也没有忘记约束众宦官：不容贪暴和违法乱政。但从此，继锦衣卫之后，又一个特务组织--东厂开始登上了明朝的政治舞台。王振成为宠臣，手下又有僧保、曹吉祥、刘永成一帮同样出色的太监做骨干，分管着锦衣卫、东厂，权势炙手可热。大官僚徐晞首先看出了门道，不惜屈尊投靠，一些巴望升官进爵的文臣武将也纷纷走王振的门子，公候勋戚们更尊他为“翁父”。政治风气变了，由朝廷起带头作用，一时上行下效，纲纪迅速败坏，到了地方，“朝中有人好做官”，“衙门大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开始成为流行语。自古民间对纲纪就约定俗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们赌博输了房屋、土地甚至老婆，无话可说，没有什么抱怨的。但纲纪乱了，杀人者不偿命或没杀人却偿命；欠了债不还钱没欠债却强逼还钱，有理无理，全由权势和银子决定，他们感到了不公，加上告状无门，开始铤而走险，成为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聚众成伙的，也就是暴民，反民，贼寇。其实农民暴动在成祖时就曾发生，永乐十八年，山东浦台农民林三妻唐赛儿及童彦昇、刘俊等为首的反民，人数达万余人，但这只是个案。到英宗朝，起义开始频仍起来，正统四年，广西发生了和尚杨行祥伪称建文帝事件，这是反抗朝廷的信号。八年七月，聚众私开福建宝丰、福安银矿的宁波人叶宗留，丽水人陈鑑胡杀死前去捉拿他们的官吏，占山为王。四年后，福建沙县农民邓茂七等，因抗辩田租的额外“例馈”，县官，巡检代大户前去追缴，被邓茂七杀死，州府又派三百人前往捉拿，邓茂七率村民将其尽杀，众奉邓茂七为“铲平王”，农民纷纷响应，很快达数万人，连克二十多州县，浙江遂昌民苏才、俞伯通等率众响应，叶宗留、陈鑑胡也与邓茂七遥相呼应。虽然最终起义被镇压下去，但一部分农民被逼迫得活不下去的事实还是引起了震动。一些言官，刘球、章纶、李时勉等对朝政做出抨击并提出十项改良要求，要求开放言路，准许人民告状，使民间疾苦能上达天听，求得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王振却认为这是妄议朝政，放任和纵容诽谤乃取乱之道。刘球等据理驳斥，说仁宗朝就取消了诽谤罪，欺瞒天子报喜不报忧才是取乱之道，何况舆论是禁不住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不如疏。年轻的英宗听得饶有兴致，他盯着王振，看“先生”怎样反驳。王振倒是干脆利索，下令将刘球押入锦衣卫，论罪处死。